它不断地在侵蚀合作经济，而使后者从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之下脱离出来，转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去。
同时，伙伴化结构不是简单的强调行政主体与私人主体如何分配任务，而是利用合作式架构的优势致力于如何发挥行政程序在提升合作行政中的品质，因而具有共识性与互补性。(杨振宏，2010：158)其基本目标就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寻求一种中间型制度，来完成行政任务和实现善治理想，其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行政法内部的反思机制和对话程序，来实现直接沟通、谈判协商和组织合作。
如税法领域的税务和解制度，《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八十六条：对下列行政复议事项，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前可以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调解。3.通过合作程序机制的控制器和安全阀功能来提升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是行政程序最终追求的目标，传统行政程序力图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其根本的思想在于堵而不在于疏，程序的推进仍然是行政主导型的，官民双方之间的对立并未在程序中得到消解，只是将这种冲突暂时掩盖起来，一旦遭遇敏感议题，这种矛盾就会冲破程序的控制，实在地置于统治者面前，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一再验证这一判断。即便抛开具体公众模式之争，也需将核心集中于实质参与权的获得上，关注参与的质量与效果，将协商参与式治理模式贯穿于行政决策与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王学辉，2009：33)在合作行政背景下，程序理论从传统控权工具的辅助角色跃升为制度性表达平台和交涉过程整合网络，程序脱离了工具主义的藩篱而兼具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不再依附于实体而真正具有独立价值。但是该做法受到一定质疑，主要是基于公众参与、责任性与正当程序的法律价值遭受牺牲的可能性。
我国在地方行政立法中就引入了辩论规则化的理念，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33条第1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这昭示着一种不同于正式行政程序的非正式行政程序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此，本件建筑物的邻近居民X等人主张该确认违法，对Y提起本件确认的撤销诉讼。
该行为并非透过法律或基于法律的行政处分将权力性权限委托予私人的公权力委托，而系基于以县与Y间的措施委托契约为基础的行政任务的委托为之。而且，在该制度中，地方公共团体建筑主事的确认检查权限仍然存在，但在多数指定机关参进的市场上，民间事业者亦作为其营利活动进行建筑确认检查业务，在此制度结构上，公共团体与指定机关间并无权限委托关系。[22] 米丸恒治・本件判批・民商法雑誌133卷4・5号（2006年）286页。[19] 塩野宏『行政法Ⅱ第4版』（有斐閣、2008年（補訂））273页、同「指定法人に関する一考察」『法治主義の諸相』（有斐閣、2001年）468页
[13]在近代国家的建构中，个体自由、社会秩序与国家主权是整合的三个面向。[34][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不过，双轨制并未指出如何保障宪法的两种实现方式并行不悖并互相影响，也就是宪法在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各自封闭独立运作以及相互之间施加影响方面所产生的勾连作用。通过宪法这种结构耦合的形式，形成政治与法律既并行不悖又相互制衡和激扰的局面。法律系统的分出和封闭运行仍任重而道远，从国家组织法角度在制度层面构建法律系统的封闭性，也是未来宪法学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也是一种公共事业的体现，旨在发展社会和环境生态领域的公共性。
国家的自我保全，参见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9. Aufl., Berlin 2003, S. 22. [56]C. Schmitt, ebd., S. 231. [57]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载《胡绳全书》第三卷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在政治整合层面需要实现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国家的政治决断力，这就需要民主整合偏于国家统一体的建构，在个体、社会、国家之间实现利益的同质化（人民的同质性），解决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于政府体制、立法院、国民大会等制度建构与政治情势的关系可参见聂鑫：《近代中国宪制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200-216页。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宪法学界便开始大规模地讨论违宪审查制度。
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希望将这二者能够结合到一起，既实现社会正义、又实现国家强大。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也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的公共领域，这与政治民主化的趋势相结合，向下需要将个体意见提升为市民社会的公共意见，向上则需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制为政治决定提供正当性基础，这使得国家的政治组织结构不能仅仅是冷冰冰的官僚体系运作，而是需融入民主的参与：通过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形成理性的公共意见。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策的推进逐渐依赖私营经济兴起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内在推动力，对法治的需要也与日俱增。至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则在认识上更进一步，但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增强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实现革命的目的。
政治系统试图维系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但立宪却反其道而为之，试图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独立的法律系统，重塑政治系统，并对政治系统的扩张产生制约。（3）国家政策中的公，即八二宪法总纲第19—26条中所规定的在发展教育、医疗、文化艺术、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环境生态保护、社会保障制度等事业中的国家义务。中国要想实现从改革范式向法治国范式的变迁，需要从法律系统分出的意义以及法律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定位角度加以反思。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之中。当然，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属性也并非为了保障个体的先验权利，而是为了保障个体能够在社会和国家的共同体中维系自身的存在，进而以此为基础融入到社会共同体当中。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42]陶大镛：《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以公私二元为基础的规范结构也与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趋势相吻合，其目的在于，在宪法层面建立一个动态平衡的结构，防止任何一个在宪法层面具有建构或维系社会子系统功用的价值凌驾于其它价值之上，从而威胁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
[33]关于三民主义思想中的国家社会主义要素，参见前引注17，吴经熊、黄公觉书，第682页下。[54]在卢梭看来，公意是客观先定的，公共福利到处都明白确切地显现出来，只要有理智就能看到它们，同上书，第131页。
[40]虽然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这一特征既区别于奉行保障个体自由即可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又区别于以牺牲个体为代价、通过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21]（2）以民族主义方式整合人民，清末所倡导的民族革命就具有此种意义，种族革命在当时是为了达到救国的政治革命目的。其次，虽然新民主主义具有很强的立足现实并渐进过渡的特性，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快速工业化以及围绕这一目标所制定的赶超战略。[43]但是，1953年之后，这个设想就被打破了，其原因，主要是‘一五计划着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一类的政策措施，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立宪面临着双重任务：（1）保障人民民主，在宪法的权力规范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的参与性，最大限度实现国家的政治能力。
在此意义上，当代宪法就不止是单方面的政治化的或者法律化的宪法，而是维系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功能分化并实现其结构耦合的宪法，从而不仅维系了政治系统的运作空间并扩展了国家权力的施展空间，[65]同时也通过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化约束，扩大了个体与社会的自由度以及基本权利的实现范围，但又能防止自由的无度导致其它社会子系统的扩张。三反、五反等运动不仅具有政治和思想层面的效果，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力，大大加强了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控制，从而使新中国真正具备了进行计划经济发展的实力，[美]R. 麦克法奈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实质法治国观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的实体性价值来自于何处。如果说，近代中国对社会整合和国家建构的追求，是在道德层面上为个体树立私德与公德以利于群，则新中国之初就是在思想、生存条件、经济方式、政治立场等各个方面实现个体和社会的改造，进行阶级改造，实现人民的同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治统一体，以配合国家的整合和赶超战略。
及至今日，宪法学领域的方法论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中国立宪以来问题意识的延续：政治宪法学更加侧重国家建构的一面，规范宪法学则更加侧重其法律属性的面向。中国自古就有建构一种大同世的理想，而社会主义理论则与之具有相通性，[30]但又不止是一个美丽的梦，[31]而是兼具了现实操作性，因而在近代中国极具吸引力。
其次，通过人与人之间共存的内部视角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外部视角，对基本权利的私属性加以限制，如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义务，[85]并通过基本权利之于私人之间的效力将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至个体之间，在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形成公共性，防止私主体自由的任意行使，造成对其它个体基本权利价值的贬损。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制约，既能保证社会与国家中个体存在的独立意义，又能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形成。而围绕公私二元的价值核心所形成的规范结构，体系化地构成了八二宪法变动性的基础，使之可以根据社会情势的变化在公私之间进行价值选择——既可以通过宪法所确立的政治民主程序进行价值决定，又可以通过对八二宪法规范的宪法解释进行价值选择。关于康有为的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可参见[美]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下。
[12]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试图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的民权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努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现代性价值存在根本不同。虽然这一过渡在建国理论和宪法基础上具有本质的跳跃，但其中却具有一脉相承性，在现实层面更是具有自然的衔接性，仍属于革命建国的范畴，或者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建国内在逻辑的体现。
（2）经济领域中的公，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为宪法第6条第1款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7条的国有经济、第8条的农村集体经济、第9条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第10条的土地国家所有、第12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等条款。（二）法治国的范式转型：法律系统的功能分出 改革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逐步实现了经济系统的分出，并进而促动了法律系统的分出，二者几乎呈同步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功能分化社会背景下的宪法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国家权力加以控制，更应该发挥人民民主的作用，为国家权力的建构、运作、国家对社会的积极参与提供正当性基础，也就是政治的民主化。要求领土的统一，主权的独立，国民的自由，以完成‘国家人格。
